政策发力打造新高地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沪苏浙皖数字经济稳步推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了新步伐。为打造长三角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三省一市经信部门签署了《共同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沪苏浙皖将聚焦推进数字经济重大创新平台建设、超前部署“新基建”、深化“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和场景应用、开展车联网集成创新和合作、搭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合作交流平台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加快经济、社会、政府数字化转型，助力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在一体化发展的大框架下，三省一市纷纷出台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22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的排头兵，国际数字经济网络的重要枢纽。在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商务区等重点区域，打造“未来之城”示范城区和国家级新型智慧城市先导区。
江苏省政府日前印发《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江苏将围绕建设数字经济强省系统推进数字设施升级工程、数字创新引领工程、数字产业融合工程等六大工程，全力打造数字技术创新高地。
作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和“第一动能”，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转型升级的主动能和创业创新的主阵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浙江数字经济持续领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8.7个百分点，占GDP比重为10.7%。
根据《合肥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征求意见稿）》，到2025 年，合肥市数字经济总量占GDP比重达50%以上。正在打造“全省数字经济第一区”的合肥市包河区，更是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三驾马车，拉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三年内让数字经济对GDP贡献度达到60%以上。
5G等引领“新基建”
随着5G牌照的发放，2019年迎来了5G商用原年，2020年更进入爆发期。
“以5G为引擎的‘新基建’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全新的底层支撑。”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前些年，我们主要经历的是‘数字产业化’进程，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龙头企业通过流量聚合、分发和网络协同，驱动市场扩张、用户规模扩张，构建起适应新经济的一整套的运作架构和商业模式，而5G基站等新基建则开启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全新空间。”
陈端表示，从供给侧看，以“数智化链接”打通了传统行业之间的边界，以生态化模式对生产要素进行了基于社会化协同效能提升的重组和价值链全链路重塑，对于深化供给侧改革意义深远。从需求侧看， 5G为引擎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落地应用，将催生手机之外的诸多彼此联通协同的新型终端，线上线下无缝切换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可以孵化出更多新产品、新业态、新职业，进而驱动整个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转型。
在5G建设领域，长三角可谓成效显著。截至9月底，浙江已建成交付5G基站5.5万个，实现投资额118亿元，促进了浙江通信设备行业加速回暖。此外，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于今年6月在浙江正式启动运行，成为国内首个建成运营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江苏方面，截至今年9月底，电信运营企业累计建成5G基站6.3万个，全国排名第二。启动实施“5G+工业互联网”内网改造项目69个，累计实现5G应用签约项目数量700多项。
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建设完成5G基站2.14万个，预计全年将顺利完成2.5万个5G基站铺设，基本实现地级市城区连续覆盖。5G产业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并已建成5G场景应用100个。上海将加快智慧城市建设，2020年上海将累计建成2万个5G基站，推进5G网络市域全覆盖。
“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业态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让数据产生价值。这客观上对数据的传输、储存和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5G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数据的传输速度，‘新基建’则为数据的传输、储存和处理提供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新基建’本身涵盖了数字技术相关的研发配套设施的建设，为技术升级提供了更好的研发环境。”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胡麒牧进一步指出，总的来看，5G和“新基建”本身即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其加速发展也为数字经济各种新业态、新模式的高效率运行，以及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5G和“新基建”发展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新业态助力产业转型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融入生产生活，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数字经济肩负培育新动能、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
“需求就是发展方向，数字经济的强项就是消除传统业态中的需求痛点。经过数字技术改造后，很多传统产业中的瓶颈问题马上能突破，因为数字经济的新场景恰恰就是原来的消费痛点。” 胡麒牧表示。
胡麒牧认为，就新生态培育而言，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平台化和共享的特征，且各部分都是通过标准化数据这一核心要素联系起来，因此更容易构建商业生态，而且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是生态循环的驱动者。
陈端认为，未来几年，原生数字产品可能会迎来爆发式增长期，包括在线教育、在线文娱、在线社交社群等类型的产品将迎来新一轮融合创新窗口期，以绿色低碳等优势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并带动GDP增长。
不过，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原生数字产品的变现模式更为多元，除会员制收费、IP运营增值外，但与电子商务及其他线下场景性消费深度融合的创新空间，以及内容产业和其他产业加速融合，也将为监管带来更多挑战。”陈端说。
“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阶段，这两个阶段则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陈端表示，“数字产业化”阶段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商业领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兴技术、商业模式、多边市场与金融资本等要素的最优化协同，而到了“产业数字化”阶段，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数字社会监管治理之间的关系则上升为重中之重。
陈端认为，既要从社会层面强化对各种创新的价值引领，也要为创新留下包容性试错空间，以技术赋能智慧治理、探索包容创新的柔性监管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金融在要素配置中的优化作用，以公正、透明、法治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造对科技创新的良好支撑，这些都是下一阶段需要着重处理的关键问题。
胡麒牧建议，下一步，数字经济的发展要从三个方面来“补短板”。
首先，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需要持续推进“新基建”；其次，部分新模式、新业态的产品服务品质还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改进；最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技术驱动的新经济形态，其更新迭代速度快，实践活动走在了制度建设的前面，还有很多配套机制和制度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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